第5版()
专栏：

廖世承的发言
主席、诸位委员、诸位同志：
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各位首长的报告。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，一方面受了资产阶级思想教育的影响，另一方面也受了封建残余思想教育的影响。我一生没有离开过学校，担任学校行政和教学工作快37年了。我初在南高东大教书，兼办附属中学；后又担任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副校长，兼办附属中学；抗日战争时期又在湖南创办蓝田师范学院。抗战胜利后，我离开湖南，回到上海。当时有的朋友劝我说：“你不应放弃多年来惨淡经营的事业。”我回答说：“我一向不把学校当作个人的地盘，个人的事业。我是教育园地上一个垦荒者，从没有在一所学校内留得很长久的。倘使精力容许我的话，或许我今生再能开垦一片园地。”
我回到上海后，仍在光华服务。1951年光华、大夏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，我担任第二副校长。第一学期，孟、孙两校长未到校，校务由我一人负责。1952年春孙副校长到校，他和党委书记周康同志主持校内“三反”及思想改造工作。我和孙副校长本在同一办公室，办公室的两头有两间小房，各方汇报即在小房内听取。汇报进行时，两头的门都关上，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枯坐在办公室内，如是者有两三个月之久，甚感仿徨。我第一次在大会报告，没有通过。有人指点我说：“东大附中在教育界也是一面旗帜，这面旗帜一定要扯下来。”因此，我第二次在大会作报告时，对在东大附中这一阶段的工作，深深地批判了。批判时不觉声泪俱下，因为以前有的朋友曾同我说：“你在东大附中这一时期，是你办教育的历史中最光荣的一页”，现在光荣的一页，变成丑恶的一面，刺痛了我的心。自己当时还不能深切体会到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不批判掉，马列主义的观点就无法建立起来。
第二次在大会的报告通过后，党委书记告诉我：“我们今后可更亲密的团结在一起。”有一次集体办公在讨论调查某系教学成绩时，党委书记两次提议由我主持调查工作，但主席没有作声，最后党委书记自动的撤回他的建议。我在那时旧的刚批判掉，新的还没有能掌握，自己已有些自卑感，再加上这么一来，自己对自己的信心更动摇了。那时孟校长已来校，三位校长也没有明确分工。大体上，孟校长总其成，孙副校长主持一切重要的教学工作，我对于总务、财务、基建、体育卫生工作多负些责任。数年来，工作上虽没有什么大错误，但也没有显著成绩。自己总觉得劳动积极性不够，没有能充分利用旧经验，对新社会事业有所贡献，因而时感苦闷。
为了摆脱苦闷，自己经常在想：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。首先得到的答案是我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太低。只要认真学习政治理论，就能提高自己。因此，我对于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很认真，听报告每次都到，而且每次都做有详尽的笔记。当然在短短的一两年内理论水平是不会怎样提高的。但是经过一两年的学习，多少总学到了一些理论，懂得了一些理论。可是这一些理论，一到具体问题上，就对我没有什么帮助。因此，我又想：要提高自己，必须把业务搞好。只要能提高工作效能，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但怎样提高工作效能，依然心中无数，并且这种片面的空想的追求工作效能，并没有真正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。因此，我又想：多观察，多参加社会活动，一定对我有帮助，因为知识分子对于新事物是敏感的。每次参加社会活动确实对我有启发，但事过境迁，依然故我，自己的劳动积极性总是远远的落在工农分子后面。
但六年来有不少事例确实启发了我。举几个例子：一件是：1954年夏季华东师大发生了食物中毒事故，当时患病学生有三四百人。那时第三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到校不久，他夜以继日的组织力量，照顾病人。而我身为保健委员会主任委员，反没有尽多大力量。我自己宽恕自己，年龄大了，熬不得夜。可是常副校长虽然年龄不到四十，他在革命时期，身体受到亏损，体格也并不壮健。他的关心群众，爱护群众，忘我的劳动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。另一件事是：苏联专家杰普莉茨卡娅是一位女同志，她在华东师大一方面担任教课，领导研究班，另一方面担任校长顾问；同时又协助上海市教育局指导各中学校长，又在师大附中进行实验。她每天的工作都是排得满满的。有时她胃病发了，仍不顾一切的工作着。她的经久不懈的忘我劳动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大大的启发了我。另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：最近数月来看到了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，又看到了都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，我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又是兴奋，又是惭愧。在这些以及其他的实际事例中，在解放数年来党给我的教育与启发中，我渐渐地看到了自己的受病根源。这根源是什么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和封建残余思想教育所孕育着的“我”在作怪。在旧社会中，我自以为对教育事业能忠诚负责，试问为谁负责？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吗？不是的。是为统治阶级服务，为自己的名誉地位服务。过去，我自以为不把学校当作个人的地盘，个人的事业，实则我的名利观念比把学校当作个人地盘，个人事业的人还要浓重。自以为超人一等，就愈表示自己的自高自大。因为自高自大，所以在思想改造时，刺痛了自尊心，会掉眼泪。因为自高自大，所以失去了凭依，就变成了自卑感。这都是根深蒂固的“我”在脑中缠绕不休。自以为有30多年的办学经验，实则这些经验都是点点滴滴，有什么值得骄傲？自己在伟大的革命洪流中是这样的渺小，有什么值得称许？
我们知道农民的包袱是私有的土地，民族工商业者的包袱是私人资本，他们只要把包袱丢了，就能诚心诚意的投入社会主义建设。而我呢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包袱是深藏在脑中，不是轻易丢得掉的。它像孙悟空的紧箍帽一样，凭你有多大神通，只要念动紧箍咒，就可使你俯首就范。它可以使你忽尔沾沾自喜，忽尔仿徨消极，忽尔兴奋，忽尔苦闷。作茧自缚，问题重重。由于它盘踞了我脑中的主要阵地，所以我学到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，工作的积极性就受到了局限，参观、实践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就不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。”我可以大胆的说，我个人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基本的是要在思想上、学习上、工作上、生活方式上、待人接物上，不断地与“我”作斗争，不断地反省自身，把“我”的思想阵地压缩到次要地位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能够占优势地位，逐渐地建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，把我的力量从鼠目寸光的“我”，范围狭隘的“我”中解放出来。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。只有这样，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才会一天一天的提高，工作才会积极，团结才会加强，对社会主义的建设才能全心全意的参加。
我不敢说我现在已经开始有了转变，我只能说现在刚刚摸到了自己的受病根源，有了自我改造的斗争方向。我要坚决向它作斗争，并保证实现下列奋斗目标：
（一）紧密地靠拢党，无条件地接受党的一切领导。
（二）继续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，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，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。
（三）进一步钻研业务，批判地运用旧经验，发挥潜在力量，更快更好地完成祖国交给我们文教工作者光荣而艰巨的任务，并与全国知识分子一道，向科学进军。
（四）作为一个民盟成员，加强团结，联系群众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做好盟的基层工作。这也就是，我要尽我的一分力量，做好互相帮助，互相提高，先进带动落后的工作。
我坚决相信，在这伟大的毛泽东时代，能把个人的一切力量解放出来，为祖国崇高而伟大的建设事业服务，是一生莫大的光荣。我虽年迈，在我的心脏没有停止跳动以前，我一定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前进。